城镇对农村的偏见

城镇对农村有偏见,城里人对农村人有偏见。这种偏见是一种道德的畸形,跟孝道有关。

父母倾注了半辈子的精力花在了子女身上,对子女的奉献可以说是无私的。子女的成长发展是父母所期盼的,也乐于在这上面多花精力和金钱。然而待子女成年成家继而有了子女之后,父母可能会成为子女的负担。这个概率应该是蛮大的。孝顺的子女会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不孝顺的也就随着自己的性子远去了。即使算作孝顺的,应该尽义务的时候,也往往会左顾右盼、权衡再三,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比较比较,拿父母与自己的父辈人比较比较,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适的度。拿父母跟自己做比较的,或许认为这个可比性太难了吧。总之,会有很多借口,诸如时代不同等等。作为子女,更多考虑的可能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子女、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自己。

这没什么,很正常,没有子女的发展,父母的赡养也是难以保障的。孝顺的如此。不孝顺的,这种权衡就会严重畸形,非常的不对称。也就会发生儿女不尽赡养义务,也就会发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也就会发生城镇对农村的种种偏见。

城镇本就起源于农村。子女不孝的时候,这种偏见会日益加剧。

两年来的回顾与反思

一直以来,时常反思过去的经历。走着一些弯路,也不断产生着变化。这些弯路就如一种债务,只有清偿了,才能就此终止。人生经历如是,生活点滴如是,自然法则亦复如是。或许,没有清偿,也便不能通过交换来保持生活的平衡。没有这些弯路的经历,也便不能在参与之中获得什么积累或者抱有什么希望了。

路错了,会影响很深很远。即使自认为错误的决定还在影响着自己,或许也只能等这个过程的结束。在此之前,只能延续。当然,很多事情,正确或者错误,并不是很好判断。只有路走完了,经过回顾与反思,才好说,那路走对了或者错了。而且,这在不同的时期对此的评价往往会有所不同。想起来,倒是蛮有趣的。也就不至于在正确与错误之间作太多的纠结。

好与坏的对立

一直以来,很多人坚信这样的观点: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文艺作品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碰到好人,捧到天上仍然觉得还不够高尚;遇见坏人,踩到脚底仍然觉得还不够解恨。这种观念往往被用于各个方面,而且似乎还非常受用。中学时代,曾经有一个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这就是校领导在开大会的时候通报关于某某同学的处分决定。其大致意思是某某同学自入学以来行为如何不端、作风如何恶劣,虽经教导仍无悔改,而犯下大错,故此给予某种处分。通篇看来这个学生一无是处,从进了校门以来就被否定了,典型的坏孩子。同样的道理,遇到表彰的地方,说得天花乱坠,从还是婴儿吃奶的时候就开始励志了,感觉好似圣人一般。

这种好与坏的对立,不过是评价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做的精心设计罢了。事实上,好与坏如果真的是那么简单的对立关系,那么世界也便太纯洁了。

每个群体都有其各自的利益

中国有些俗语,诸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些话的意思无非就是告诉我们,首先,人是扎堆儿的;其次,扎堆儿的人是有共性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共性,也就是共同的利益。它有可能是在扎堆儿之前就存在的,也可能是在扎堆儿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个共同利益是这些扎堆儿的人所具备的。这个认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这里咱要说的不只是“利益”,重点是“群体”。

大至国家与宗教,小至家庭与邻里,没有一个群体的利益能够完全代表另外一个群体的。所以处处用“代表”,是不严谨的,甚至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也就是很多人戏言,自己常常“被代表”了(往大了说,其实这个“代表”只能代表他自己)。就像现在,工会应当完全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但是我们的现实直觉告诉我们似乎没有这回事儿。其实吧,我认为工会也是有自己的利益的一个群体。绝对地阻止形成其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制度设计,应该可以降低或者防范形成其自己的利益,让这个群体去真正的代表更大群体的利益。制度设计方面试图打破其形成自己的利益,还是如上所说两方面,既要在他们扎堆之前做好防范,又要在扎堆之后用制度去约束。

还是拿工会举例子吧。让它真正服务于劳工,首要的就得让真正的劳工自由地去组成工会,这才叫工会。就这一点,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哪些企业实现了没有。组成工会之后,工会必然会存在自己的利益(包括先前存在的和后来形成的)。要防范这一点,降低它的负面影响,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工会的财务、工会干部的任选、工会权利义务的赋予与限制,以及工会与劳工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制度设计得合理,不要在劳工与雇主之间又形成一个工会的特权阶层,让工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搞得模糊不清。

拉屎

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和真理,往往被认为不雅而用其他辞藻遮掩。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换个说法而已。

一件人人都会经历和知晓的事情,却在很多场合不能够明确的去讲解。不然,可能会招来祸患。因为,一旦讲出来,意义就不同了。

我们宁愿将其中的过程看做是一种享受,也不愿意欣赏这件事情的最后结果。过程是舒服的,结果往往让人看了之后觉得恶心。

当我们觉得恶心而厌恶不已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去想它曾经就是自己品尝的美味佳肴的化身。凡事有因必有果。既然能够吃得下美味,就应该有勇气去面对他们产生的后果。

有时候你不需要它,却拼命的往厕所跑;有时候你需要它,蹲下之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无奈。很多时候的很多事情由不得人去规划,临近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变数。

道德不是能简单说教出来的

倡导民众提高道德素质,谴责恶劣的道德行为,这种简单的说教,或者发起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道德运动,对于事情的本身而言,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让一个人去主动的帮助别人,往往要满足这么几个条件:第一,帮助他人的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二,受助人的行为或者需求是合理的;第三,受助人应该是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第四,有能力做出帮助他人的行为,而且确信做出该行为之后,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能泰然处之。

举一起很简单的事例,公交车上的让座。这个问题仅可能是个道德的问题。有些人愿意让座,有些人不愿意让座,因人而异,但不能简单的道德说教。情愿给他人让座,同样需要权衡这几个条件。

首先,让座的行为有意义,才会有人去主动让座。如果一辆公交车的安全成了大问题,大家在想方设法逃生之时,让座已经成了没有任何的必要。或者说,自己给别人让了座,却得不到人家的认可,就使得这件事情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是让座的大前提。

其次,有些人不适合或者按照规定不能乘坐公交车的,基本上是不大会有人给这些人让座的。例如,2010年《上海市公共汽车和电车乘坐规则》第3条规定,赤脚、赤膊、油污衣裤者、醉酒肇事者、烈性传染病患者、无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健康状况危及他人安全者,不准乘车。如果这些人乘车,为其让座是没有任何道德义务的。这些人在公交车上的存在本身很可能会对他人的安全造成威胁。

再次,受让人应该是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老、幼、病、残、孕妇及怀抱婴儿的乘客“通常是优先照顾的。如果同样是伤残,一个脚伤的,和一个头伤的,按照常理来讲,脚伤的乘客,没有义务给头伤的乘客让座。因为在这个场所,前者比后者更需要帮助。

最后,如果某个乘客的脚突然被其他乘客给踩伤了且不得动弹,必然是没有让座的能力。即使勉强让座,自己的脚伤难得痊愈,更会加剧自己的痛苦,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医治脚伤。

其实,罗列上述四点,总体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让座的人确信自己在公交车上是安全的。就整个社会而言,倡导道德风范,官方是否考虑过民众的个人安全感呢?如果个人的安全感都不能得到实现,爱心的奉献只能算是作秀而已,道德的说教毫无意义。与其花费大精力去进行道德说教或者发起道德运动,不如真正的为民众增添一些实在的保障。

失败比成功更值得学习

没有人愿意不断受到挫败,而将其视为一种打击。但是对于旁观者而言,失败比成功更值得学习,更具有借鉴价值,更具有励志的效果。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心态而已。诸多所谓成功人士,乐于向他人张扬自己成功的经验,但是他人效仿是很难的。面对他人的成功,我们更多的羡慕、敬佩、感叹自己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或许将其作为传奇小说来看,也不为过。在他达到所谓成功之前,可能并不大会有多少张扬的。当达到了其所认为的成功,一定(可能很大)程度上存在偶然因素,而这种偶然便和自己之前认为并不值得张扬的一些经历结合在了一起,此时也便认为值得张扬,将其作为所谓成功的因素罢了。我只是要说明,当达到了自认为成功的心态之时,未必能够客观全面的认识自己的经历。

失败诚然也是一种心态。俗语说,久病成医。失败经历的多了,抵抗这种风险的能力也就强了。我们学习所谓失败者的教训,恰如风险的预警,相对于事后的补救而言,无疑是更上一筹。一个道理,头疼,也可能是脚的问题,找个好郎中看病,往往能够看到根源所在。成功之处,不易学到;失败之处,警钟长鸣。多学习一些失败的教训,多听听所谓失败者的经验,往往比单纯找个所谓成功人士高谈阔论一番,更有意义。

当人身的缺陷成为笑料

有一些文艺作品,喜欢或者想当然的制造一些角色,口吃的、跛足的、眼盲的、疾病的,这些人身的固有缺陷,可能作者需要表达一些情感的诉求,但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排除或者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取得幽默的效果,意欲成为一种博取观众开心的笑料。

人身的缺陷,从心理的层面来看,这往往是羞于表现的,不太会成为当事人所津津乐道的优势。没有人期望自己的人身存在这种或者那种缺陷。他人的缺陷,需要更多的人去关心和帮助。如果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来引述缺陷,这是必然的,也是值得推崇的。

但是,我们仍无法避免生活中嘲笑他人人身缺陷的人和事。嘲笑口吃的,是因为自己说话流利;嘲笑跛足的,是因为自己行动自如;嘲笑眼盲的,是因为自己双眼明 亮;嘲笑疾病的,是因为自己身体健康。如果每个人拿自己的优势去取笑他人的缺陷,这不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文艺作品过于渲染人身的缺陷,来博取观众开心,这 种做法是值得怀疑的。我想,如果你曾经是一个某种疾病的患者,你看到文艺作品更中拿这种疾病的缺陷取乐,你并不会很舒服。

文艺作品往往是当下社会的现实反 映。但文艺作品,并不是也不能成为没有任何价值内涵的笑料。观众对此津津乐道,那么我们的爱心在哪里。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也可能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现状。

当事者清

如果你是农民,你自然会主动精心地考虑应该怎么打理自己的庄稼,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收割,需要帮助的是地界分割要有人公正 地主持。如果你是商人,你自然会主动卖力得算自己的生意盈亏,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存钱、什么时候该取钱了,需要帮助的是市场规则要有人公正地执 行。如果你是强盗,你自然会主动认真地筹划应该在哪里打家劫舍,不需要不需要别人告诉你哪些东西好抢、哪些物件不好拿,需要帮助的是怎么避免受到严厉的制 裁。

俗话讲,久病成医。长期干一种活儿,干久了,就成了行家。虽然是经验主义,但是很能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医院里面有的是医生,医学院毕 业、科班出身,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为什么一个所谓的偏方就能治了呢?这就是经验。我们虽然不至于沉迷于此,但如果为了解决实用的问题而找来一堆理论来论证 一下,恐怕是有点不像是救人的姿态。

很多事情,当事者是很清楚的,旁观者对于当事者而言,也仅仅是一个借鉴的思路而已。如果将意志强加给当事者,那就是绝对的瞎指挥。观棋不语真君子。旁观者要说话,有个前提,就是你得了解当事者,是得到人家认可的了解,不是自以为是的了解。

官府是很强势的,有些当官的俗称“父母官”。一般情况下,父母是了解孩子的,毕竟是身上的肉,从小看到大。虽不至于了如指掌,但基本情况还是差不多的。“父 母官”可未必,首先它可能根本都不认识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父母官”往往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出了政绩可能就远走高飞了。结果,弄得我们,两三年可能 更短就换一个“父母官”,成年之前,已经有若干个“父母”了,这些“父母”应该都不喜欢我,肯定没一个亲生的。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得听 “父母官”的,文件一堆,要阅读;精神一堆,要领会,会议一堆,要学习。如果这些“父母官”对孩子们不了解——得到认可的了解就更甭提了——拍拍脑门、吹 吹空调、做做按摩、喝喝老酒,就出来这一堆、那一堆的文件、精神、会议,对我们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这样的“父母官”,在我们看来,瞎指挥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当然,也不能太绝对。最起码来讲,如果从人性的基本道德层面来讲,应该,仅仅应该是相对合理的。缺陷嘛,无非就是针对性差一些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啦、调研不充分一些而已罢了。

理想与现实:生活在永远的童话里

现实与理想,到底是怎么个关系?一般而言,现实应该是理想的基础,理想是现实的追求。本不应当割裂开来。在现实与理想巨大的差距面临,往往束手 无措。这是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如果脱离现实,去谈理想,那么理想只能存在于“空想”的层面。这是我们的通病。不仅仅是我们 个人的原因,更大的程度上体现为社会问题。

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都生活在美丽的童话里。那里,有好坏的对立,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而坏人往往最后会受到惩罚。那里,有真挚的情感,为了爱情 会牺牲一切追逐心爱的伴侣。那里,有伟大的英雄,高大而无私,毫无半点瑕疵,得到万民敬仰而永垂千古。那里,公正的审判,一切善恶都逃不过青天大老爷的法 眼。那里,有成功的典范,只要你努力了,最终一定会达到你想要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好像小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

如此的典故,我们已经数不清了。好像也只有不务正业的孩子才不会去理睬这些故事的真谛。而更多的人则深信不疑。长期在这样的故事下熏陶,世界是美好 的、真挚的、无私的、公正的、善良的。即使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依然没有偏离这样的童话故事。即使我们知道,那些都是童话里的谎言,可为什么不去向下一代揭 穿它呢?这也就造就了我们一直重复着童话里的谎言。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在这种谎言的世界里,我们了解所处的现实才是首要的,而不是在谎言的世界里去树 立理想,即便如此,也是荒谬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童话故事可能已经不再适应我们的视野,我们所处的现实已经远远不是童话里所描述的那般。这时候我们却还被迫的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面。 只能用谎言来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而可悲的是,并不知道这是谎言而深信不疑,或是即使知道也无可奈何,直到做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的感叹!才得以重 新审视自己的现实和理想。